党领导下的财政与金融:历史回顾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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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的主要功绩: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新党章。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扩展资料:中共八大召开的背景: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共八大www.haoxyx.com防采集请勿采集本网。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现任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姓名:沈 磊 职务:副厅长 工作分工 协助厅长分管会计处、企业处、金融处、省会计人员服务中心、省道交救助基金中心、省

党领导下的财政与金融:历史回顾与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财政金融领域处理好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使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中,中央银行与财政同为党的两个“钱袋子”,都是依托党和国家信誉、代表党和国家履职,为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和经济建设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成立了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承担货币发行、代理国库、票据贴现等职责,有效筹集和管理党的资金,但也有过财政性货币发行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需要进一步厘清财政和中央银行的职能边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让两个“钱袋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财政与金融工作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都设立了类中央银行机构,形成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并立格局,共同保证革命战争资金供给。党在各个根据地制定了税收制度和财政法规,实行统一财政,改进税收制度,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我党还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经济建设公债等,筹集革命和建设经费。但战争期间工商业发展受到影响,根据地财政十分困难,远不能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类中央银行机构通过货币发行、代理国库(协助发行公债)和开展商业银行业务等筹集、管理经费。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1932年2月1日,我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国家银行”)。1934年10月至1937年10月,国家银行跟随红军长征,在陕北改称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边区银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设立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机构,在各自地区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的开端,为财政和物价的统一奠定基础。

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和管理印钞造币机构,筹集革命经费,维护币值稳定

在根据地发行货币是党领导下银行机构最重要的职能,调控货币发行数量是银行为党筹集和管理资金的重要手段。党一直重视维护币值稳定,积极主动地进行货币和物价调控。但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货币财政性发行,导致部分时期出现通货膨胀。

土地革命时期,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开展货币发行工作。其发行的货币包括银元、铜币和纸币,分别由中央造币厂铸造和中央印刷厂印制。中央造币厂由国家银行管理,行长毛泽民指导了中央造币厂工作。流通中的货币以纸币为主,苏区发行纸币要求“至少有十分之三的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作为现金准备”,以保证纸币与银元兑换和币值稳定。然而,实践中存在财政透支货币发行问题。党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在1933年9月举行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国家银行“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任务”,以加强货币发行的独立性。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注重货币信誉。为了使红军在长征路上能购买生活必需品和补充给养,又不使群众受损失,银行工作人员每到一个休整地就紧张地发行苏币,离开时再用银元或手中掌握的当地紧缺物资,将群众手中的苏币收回来,保证全部兑现。在红军离开遵义时,银行工作人员用银元和食盐等兑回尚未回笼的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

抗战初期(1937~1940年),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边区内流通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边区银行停止发行货币,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经营光华商店、积累资金。针对法币面额较大、不便找零的情况,边区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代价券,满足流通需要。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加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空前困难。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停止使用法币,2月,边区银行开始自行发行纸币(简称“边币”),在边区内流通。

边币发行实行总量控制,有物资作为保证,光华印刷厂负责印刷,印刷厂由边区银行直接领导。边币刚发行时,财政非常困难,发行的货币多用于政府和部队经费支出。边区内物价与货币发行量保持了同步变化。1941年上半年,边币发行快速增长,边区物价上涨。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认为,应减少“财政拖累”,控制边币发行,边区银行通过调整边币发行速度、扩大其流通范围、平衡进出口贸易等措施,使物价增速下降。1943年边币发行再度大幅增长,1944年,边区银行停发货币,自7月1日起,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发行,以1∶20的比价兑换边币,重建货币信用。随着边区经济逐渐实现自给,1944年边区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比高达60%,对货币发行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

解放战争时期,货币由各解放区分散发行走向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起初,战时货币发行仍存在财政透支现象,导致物价大幅上涨。1947年1月和9月,晋察冀边区两次财经会议强调,要采取更慎重的货币发行方针,货币发行逐渐走向正轨。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通过调剂发行数量,使邻近区域物价与货币比价趋于一致,保障了各解放区货币有序走向统一。

代理国库和公债发行,为党有效筹集和管理资金

类中央银行机构代理国库,健全了财政管理体系。土地革命时期,国家银行成立后,便着手设计国家金库制度,专设国库科负责代理国库业务。《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库暂行条例》规定,国家金库由国家银行代理,总行、分行和支行分设总、分、支金库,国家税收及所有现金收入应交给支、分金库。这一制度有利于集中苏区财政收入,避免财政收支混乱。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设有金库处,代理政府金库。1939年以前边区银行只负责代理金库现金的出纳管理,1939年后金库实施银行存款制,边区政府存款如一般资金存入边区银行,作为边区银行营业资金,边区银行支付利息,可实现财政收入增值。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银行办理金库收支,负责对各区财政收入支出的统收统支,有利于做好战时财经工作。

类中央银行机构代理公债发行和还本付息工作,增加财政资金来源。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三次发行公债解决财政困难,均由国家银行代理发行,其中包括两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合计170万元,以及一期“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00万元,国家银行都高效、超额完成发行任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了总额为500万元“建设救国公债”,公债经收机关为边区银行、光华商店及各分区县合作社金库。解放战争时期,各地银行也负责公债发行工作,例如,1946年,北海银行发行救灾公债9000万元,帮助根据地恢复生产活动。

经营存款、发放贷款,促进经济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国家银行经营公私存款,鼓励群众储蓄,提供低利贷款。由于战时经济困难,群众存款数额较小,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通过低利借贷,支持农业和工业生产。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指出,“应当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积极开展存贷款业务,通过发放生产贷款支持经济建设。1943年大生产运动后,生产建设放款大幅增加,这是边区银行货币投放的方式之一,有助于提高边币威信,扩大其流通范围。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与财政问题》报告,指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边区银行通过发放贷款促进经济建设,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总方针,以解决财政矛盾,保障军民需要。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认识的提高,各地银行存放款业务不断发展,并能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利息,对农、工业确定不同的利息水平。银行提供了大量农业贷款,部分还采取实物贷放(主要是粮食)。1946年春,晋察冀边区银行发放农贷500亿元;1947年北海银行发放农贷32.2亿元,占当年贷款总额的45.3%。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政与金融工作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立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并立格局。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均为政务院直属单位,接受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

人民银行推动建立了统一的金融体系。人民银行在各地迅速建立了分支机构,构建国家银行体系;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成功治理通货膨胀;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控制货币发放、加强现金管理,争取现金和财政收支平衡;打击金银外币黑市,统一管理外汇,维持金融秩序。1950年3月,政务院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家财政金库。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间,我国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财政金融工作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部分地方银行并入了财政局或成立了财政金融局。人民银行的信贷管理职能与各级财政的预算职能发生混淆,人民银行更多被当做财政的会计、出纳和资金管理机关,中央银行“钱袋子”几乎丧失控制信贷和调控货币的功能。

改革开放后,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77年11月,《国务院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明确,“人民银行总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的单位,与财政部分设”,要求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1978年,人民银行恢复了内设司局和全国统一体系。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金融改革也逐步推开。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商业金融机构陆续单独设立。1983年,国务院正式确立中央银行制度,人民银行不再开展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1994年,剥离人民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为理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1994年、1995年分别停止财政部向人民银行透支和借款,切断了向财政供应基础货币的渠道。1995年3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议通过,赋予了人民银行法定的中央银行地位和职能。人民银行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不断丰富宏观调控手段,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引入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基准利率和“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工具,推进利率市场建设。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为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结与启示

第一,财政和中央银行都是党和国家的“钱袋子”,其职能和筹集资金的手段不同,相互补充和支持。财政部门负责通过税收、公债发行等筹集资金。中央银行负责货币铸造、印制和发行,同时代理金库,严格财政纪律。财政和中央银行分工不同,但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筹集和管理资金。财政和金融紧紧围绕特定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二,历史经验表明,财政和中央银行职责边界清晰,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有利于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财政和中央银行的职能边界模糊,甚至财政凌驾于中央银行之上,“大口袋里套小口袋”,就会出现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在财政与中央银行合并成“一个口袋”的极端情形下,中央银行作用实际上无从发挥。

第三,中央银行制度逐步完善,与改革开放进程及经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趋势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在进行经济转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程中,财政与金融边界日益清晰,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需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此,应进一步厘清财政和中央银行职责范围,更好地发挥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的作用,满足新时期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能精准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可通过发债募集资金,中央银行则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维持稳定的货币环境。基于特殊需要,中央银行这个“钱袋子”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可以直接调动的重要资源,与财政共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请注意:本文为编辑制作专题提供的资讯,页面显示的时间仅为生成静态页面时间而非具体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银行在我国起源于唐,在唐宣宗时期(公元847年~858年),苏州就有“金银行”出现。《太平广记》中有“行首率其党,纠集徒,迎拌赛社,所献无匹”,可见其资力之雄厚和店铺与人匠之多。北宋惠佑二年(1057年),蔡襄知福州时,作《教民十六事》,其中第六条为“银行轧造吹银出卖许多告提”。这是“银行”一词单独出现最早的时间。到了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建康(今南京)城内不仅有远谷市、纱市、盐市、牛马市,而且“银行、花行、鸡行、镇淮桥、新桥、筐桥、清化桥皆市也”。可见,银行那时在南京就已存在,而且成“市”。到了景定元年(1260年),竟成了一条“银行街”,其街非常繁华。虽然在中国7到10世纪初期的唐朝,已经出现了办理金融业务的独立机构,但当时的“银行”经营范围比较单一。明朝中叶出现的钱庄和清朝产生的票号,实际都具有银行的性质。这类采取封建式组织管理形式的金融机构,都是独资或合资经营的,很少有分支机构,资金力量薄弱,业务范围小,与股份银行在业务经营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清政府成立“大清户部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最早的官办银行,总行设立于北京。1907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大清户部银行在济南设立济南分行。1908年,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将其改为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银行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银行业畸形发展。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等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人民金融事业逐步发展壮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中央苏区、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川陕、陕甘等革命根据地都建立有各自的银行。建立银行最早的是海陆丰根据地,1928年2月20日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发第四号命令,建立劳动银行,使工农贫民在革命过程中有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规定:实行统一币制,帮助劳苦群众,开办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执委会议上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毛泽民任行长,下设业务、总务两处。在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干部参加后勤供给工作,同时组织货币的发行和收兑。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根据地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任行长。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大别山等抗日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各自的银行。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斗争的需要,各革命根据地先后禁止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流通,发行独立的货币,推动了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根据地的银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日趋统一。194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西北农民银行合并。同年11月石家庄解放,不久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地银行也合并为华北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一年,1948年12月,在华北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1932年成立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后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8年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以后,在没收官僚资本银行的基础上,结合组织各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将原来的官僚资本银行改组为新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合作银行。以后,又新建和改组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1953到1955年,经过清产核资、调整业务和实行储蓄专业化、公私合营银行的机构和业务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从而建立了新的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家统一管理金融的机构,其他专业银行成为经济实体。1978-2005年间,我国采取了多项举措,使国内银行业呈现多元化发展,包括:(1)恢复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2)兴办了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3)向深圳、广东、福建、上海四地政府发放了银行牌照,由当地政府主持创办深圳发展银行(1988)、广东发展银行(1988)、福建兴业银行(198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1993);(4)向招商局集团、中信集团、首钢集团、光大集团四家国有企业发放了银行牌照,开办了招商银行(1987)、中信实业银行(1987)、华夏银行(1992)、中国光大银行(1992),打破了银行由政府创办的垄断局面。(5)通过各种形式,陆续建立了中国民生银行(1996)、恒丰银行(2003)、浙商银行(2004)、渤海银行(2005)四家民营股份制商业银行。1981年12月,为向国外筹集建设资金办理投资信贷,我国成立了中国投资银行(China Investment Bank),中国投资银行总行设在北京,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是我国的国家专业银行,按照国家对国营企业的要求,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其他文件,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将工农中建由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商业银行,为此,从四大行中剥离了政策性业务,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1994)、中国进出口银行(199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4)三家专门执行政策性业务的专业银行,即政策性银行。为解决国有独资银行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的问题,国务院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四家直属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999.10.19)、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1999.10.18)、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1999.10)、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1999.10),专门对应负责解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为四大银行发展成为大型商业银行奠定了基础。1994年7月22日,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投资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批复》(1994年7月22日银复[1994]243号),中国投资银行整体划归中国建设银行。1998年12月1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投资银行主体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分支机构并入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从此结束了自己的使命。2003年,为了改革当时的银行业监管体制,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12月27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颁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明确,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走股份制改造之路,是国有银行走出困境的战略抉择。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2004年1月6日,中央政府创造性地运用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由汇金公司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合计3724.65亿人民币),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并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序幕。2004年8月24日,中国银行股份制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04年9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对外挂牌,标志着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已经完成。2004年,交通银行通过定向募股方式,补充资本金191亿元,其中财政部、汇金公司和社保基金分别投资50亿元、30亿元、100亿元。交通银行通过财务重组由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为国有商业银行,为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又拿出1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工商银行注资。2008年11月,中央汇金公司拿出190亿美元对农业银行注资。在成立股份公司之后,在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下,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了极富创意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试点,2004年8月,交通银行引进英国汇丰银行(HSBC)作为战略投资者,汇丰银行以每股1.86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交行19.9%的股权,即77.75亿股,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股东,投资金额达17.47亿美元。2005年10月,华夏银行引进德国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作为战略投资者,德意志银行财团(包括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卢森堡公司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以每股4.5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华夏银行13.98%的股权,即5.872亿股,总值26.424亿元人民币,德意志银行财团成为华夏银行第一大股东。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和美国银行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与合作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最终持有股权可达到19.9%。首期投资25亿美元购买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2005年7月1日,建行和淡马锡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战略投资的最终协议,亚洲金融以14.66亿美元购入建行5.1%的股权。2005年8月,中国银行与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9月与瑞银集团,10月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3月与全国社保基金,分别签署协议。5家机构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出资总计31亿美元,购入中行10%的股权,其中将一半股权卖给了高盛、李嘉诚私人基金;淡马锡购得中行5%股份。2006年1月27日,工商银行与高盛投资团签署了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高盛投资团出资37.8亿美元购买工行新发行的股份。2006年4月28日顺利完成资金交割。这笔当时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业的单次投资,约占工行股份比例总计的8.89%。作为四大国有银行的最后一名“登陆者”,2009年农业银行股份公司成立之后,根据当时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情况,没有延续前期经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引进了几家财务投资者。在成功改制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国有商业银行随即展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票上市工作:2005年6月23日,交行H股在香港上市;2005年10月27日,建行H股在香港上市;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在香港上市,7月5日中行A股在上海上市;2006年10月27日,工行A+H股同步上市;2007年5月15日,交行A股在上海上市;2007年9月25日,建行A股在上海上市。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行A股和H股先后在..内容来自www.haoxyx.com请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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