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局出发,走向新生,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带来的启示

来源:历史新章
责任编辑:张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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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从兴旺走近终点1644年的一天,李自成攻下北京城。e69da5e6ba90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39663265那个下令将守边功臣袁崇焕处以剐刑的崇祯皇帝,这一天再也没有当年下诏杀袁崇焕的那种气势了,皇帝老儿独自一人,(后面跟了个王姓太监)“亲自”爬到煤山上,“亲自”在一棵树上投环自尽。大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宫廷的库房里,还留下35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皇帝舍不得给天下的灾民用,舍不得给他的士兵用,也舍不得人自己用,留给李自成用了。李自城攻下了北京,这个土包子天下不想要,只想要银子。他用各种办法掠夺银子。虽然他建立了大顺王朝。可惜这个王朝十分短命。大明的边关重臣吴三桂为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清兵和吴三桂的明军合攻打败了李自成。李自成手下的士兵将士,裤带子上一个个缚了许多金子银子,打仗时惦念着腰里的银子,结果仗打败了。李自成匆匆退出北京,一路上带了几百辆装载了金银财宝的车子,匆匆地南逃。最后如鸟兽散,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一忽儿功夫,大顺王朝也匆匆地完了。银子害了大顺。明王朝的腐败、内乱、大顺政权的腐败和内斗,被多尔衮拣了个大便宜,他名正言顺、兵不血刃占领了北京,清兵又南下扑灭了各路反清部队,开始了大清朝对中国的统治。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后,大清渐渐败落。到了1911年,当年无比强大的大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推崇建立了康乾盛世的王朝,在十九世纪底到二十世纪初,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了。满清铁骑曾屠杀了数千万中国民众。它血洗江南、血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中国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清朝入关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中杀人相当多的一次。不是第一,也算第二。即使后有来者,也是前无古人了。这么残暴的政权不得人心。它的灭亡,顺天理,快人心,时势然也。1911年,武昌清朝新军中的反清人士在试验炸弹时不幸爆炸,时态紧急,临时决定提前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既不是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也不是他亲自指挥的。它带有某种自发性,偶然性。随后,黄兴赶来指挥,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冯玉章部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利用手下的军队向起义部队施压,又拿起义部队向清廷施压。在武昌起义的新军和各地独立浪潮的压力下,再加上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清朝皇室不得不宣布退位,从此,只能在紫金城里做皇帝。虽然依然可以像玩过家家似地上朝退朝,但显赫一时的大清王朝毕竟走到了终点。大清帝国在灭亡之日,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它还有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除了八旗铁骑之外,还有拥有先进武器的北洋6镇。可惜,强大的国力没有帮上它的忙,强大的军力也没有帮上它的忙。它还是亡了。更奇怪的是,大清帝国灭亡之日,也正是“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绩之时。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倡导开放,一度还真有点中兴的气象,西方的宪法、警察制度、技术、学校,也被大清学了过来。然而,这种中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久,它还是寿终正寝了。大清究竟为什么而亡?这真是奇怪。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大清之亡,亡于腐败苏洵在论述秦朝和六国之亡时,认为六国之亡,非亡于秦,亡于六国也,秦朝之亡,非亡于六国,亡于自身。一个王朝的兴衰,主要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秦和六国是这样,清朝之亡,也同样是这样。辛亥革命与其说是被革命派推翻的,不如说是因为清朝的腐败而被自己推翻的。革命派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它就轰然而倒。论实力,革命派与清朝的力量相比,还弱小得很。孙中山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清朝轻而易举地将它们镇压了下去。武昌起义后,清朝的新军也能轻而易举地夺回武昌,镇压起义。大清之亡,首先是亡于自己的腐败。大清王朝,名曰大清,其实早已是清者不清了。各级官员买官卖官,挥霍浪费,中饱私囊,大大小小的蛀虫,一个劲地啃蚀着国家,大清终于被蛀空了。在大清末年,腐败已经成为常态,大清只是一块蛀空了的巨木,一个被无数蚁穴扒松的江堤。一旦风吹浪打,它们就轰然倒下。大清的腐败之状,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大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年间,仅为40万两,两相比较,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侵吞赈灾款粮等事项,更是层出不穷。清朝上层官吏的腐败触目惊心。和绅,是皇帝手下的一个掌有实权的大官。他的地位,相当于一个政治局委员,至少在部长之上。他当政二十多年,贪污受贿的数额价值连城。和绅一生贪污的金银财宝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除了金银玉器等珍宝以外,还有金银元宝各1000个,沙金200余万两,赤金480万两,白银940万两。再加上种种银号、当铺、古玩店、田地等折合成银钱,总计约有8亿到10亿两,就连其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因此,当时有一句民谚:“和绅跌倒,嘉庆吃饱”。当年腐败成风,送礼成风。大官们是这样,一般的官吏同样是这样。《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揭露官场丑态的小说,书中借一个官员的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表明敛财是清朝官场第一定律。书中借唐二乱的嘴说:“我想这趟进京,齐巧赶上万寿,是得进几样贡礼的。你替我想想,这趟进贡要预备多少银子?”何孝先说,“少了拿不出手,我想总得二三万两银子,你看够不够?”唐二乱又嘿嘿嘿地笑,“二三万两银子够什么,至少得十万两。”你看,地方官为了讨好朝廷,送礼是多么慷慨、多么阔绰啊。他们的钱,当然不是自家的,而是盘剥来的。清朝买官卖官的市场十分兴旺发达,可谓购销两旺。商人、读书人捐官成风,有关官员则得到了好处,取得了双赢的大好局面。朝廷得到了钱,买官人得到了官。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靠卖官得来的。红楼梦中贾蓉的妻子可卿死了,公公贾珍为了丧事办得体面,也花了几千两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官。可见,当时买官很普遍,人们不以为怪,更不以为耻。《官场现形记》一书中,也记载了买官的普遍。书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道:“玉山的王梦标,是一万三,萍乡的同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帐的。”一个地方官僚,卖了二三十个官,价格从数千到上万不等,总数起码在一二十万两银子。而且,似乎也并不避着手下人。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只有东北某市的一个组织部长才能与他相比拟。大清官场里的腐败,水平也很高,行贿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送钱,有的送古董,有的送女人。要看各人爱好,总之是投其所好。例如,《官场现形记》中就写到给一个高级官员送礼,“这位老中堂,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太瞧不起我了。"你们送钱怎么能够不碰钉子呢?所以,他爱古董,你们要送古董。”这条经验,被后人学会了,重庆的一位官也受贿,收受的礼品中有张大千的画。这一套办法似乎是向那个老中堂学来的。大清官场腐败,军队也腐败。军队大量地参与走私贩私。军队中的一些官员,有了钱就抽鸦片,军队抽鸦片成风。甲午海战时,有些官兵得先抽了大烟过足了烟瘾之后再打仗。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虽然船坚炮利,却在日本的海军面前不堪一击。骨子里的腐败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清的国营企业也十分腐败。大清搞过一阵子“改革开放”,也搞过一阵子技术引进。在洋务运动中,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一代又一代的大清企业家,成功的多是官员企业家。或者是与官员相勾结的企业家。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具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当时,老佛爷就注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注意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捐个官,成为体制内的人了。洋务运动中先富起来的人群,都是与官场有关系的人,或者就是官员本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腐败不加约束,最后到了腐败的官员比不腐败的官员多,到了腐败者比不腐败者神气,如果到了这一步,无论朝廷外表做得怎样光鲜,国家的肌体一定会变得千创百孔。即使你维稳的钱花得再多,也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清朝末年,不说百分之百,70-80%以上的各级领导都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大清朝灭亡是顺乎天理的,如果它不亡,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了。大清皇朝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腐败的严重呢?不是的。它也一次次下过诏书,也一声声地反对过腐败。慈禧太后也认识到腐败是会葬送大清江山的。她老人家也曾经亲自发动过反腐败运动。但是,大清的腐败仍然不断地发展,由局部发展成为整体,由小腐败发展成大腐败,最后不可收拾。为什么慈禧的反腐败不见成效呢?举例来说,浙江杨乃武一案,是由贪官腐败发展到刑讯逼供、官官相护、层层相掩,酿成了一起大冤案,制造了一起大冤狱。慈禧太后当时是允许老百姓上京告状的,老百姓上告上访,没有安元鼎那样的民办黑警察来毒打你。她老人家获悉杨乃武之姐上访告状的信息后,派员调查重审杨案。当时的报纸也揭露了这起案件的腐败,太后还严肃处理了一大批在此案上受贿枉法的官员,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体现了反腐败的气势。当瞿鸿铭揭露袁世凯向军机处领导的贝勒爷行贿以收买东三省的行政权力时,她老人家也雷厉风行地派员调查取证,她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大清的腐败有增无已。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官僚体制使腐败者互相勾结,上下左右,抱成一团。腐败者上头还有腐败者,左邻右舍也有腐败者,腐败的利益上下左右都得到好处,腐败有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时反腐败,震动太大,成本太高,于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是想要反腐败的人,也担心反腐不成后自己的危险处境,退避三舍了。第二,腐败日积月累,腐败者在官场盘根错节,已经由少数转变成了多数,整个官场成了腐败者的天堂。此时如果有少数官员希望反腐败,已经是少数对多数,势单力薄,很可能被驱赶出局。甚至可能被加上一个罪名成为腐败者,而真正的腐败者只要所谓政治上正确,就能以反腐败之名镇压不同的派别。当反腐败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一根筹码、一种工具的时候,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腐败者,腐败者已经习以为常,不腐败者反而会担惊受怕。此时要真反腐败,其阻力之大、风险之大,已是为政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了。第三,腐败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全面彻底地揭露腐败,会严重损害大清王朝形象,动摇大清的根本。因此,大清的反腐败,只是在揭示一些小腐败,揭露一些散兵游勇式的个体户式的腐败。例如,某个腐败分子如果与知县有关,又与知府有关,又与户部或礼部的大官有关,大清就不愿意深入细查。因为查出什么,大清的脸面何在?慈禧的脸面何在?国家的形象何在?还不如掩盖的好。大清还是大清,表面上还是光鲜得很。就这样,大清的腐败在发展着,终于使大清动摇了国本。它终于病入膏肓,支持不下了。          内斗加速了大清之亡专制政权不能处理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争权夺利是专制政权的常态。到了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时候,内斗必然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加剧,从而大大削弱统治的力量。大清的晚年,情况就是这样的。清朝末年的内斗,表现于多个方面。第一是后党与帝党之间的斗争。老佛爷与干儿子光绪皇帝之间,本来虽然有矛盾,但是,尚未表面化,还维持在共撑危局的范围内。维新变法后,后党与帝党的矛盾加剧。表面上,后党取得了伟大胜利,慈禧太后直接出面掌握了政权,光绪被软禁于瀛台。慈禧太后有可能是软禁国家领导人的创始人之一。直到大半个世纪后,慈禧的办法才再次得到重视。慈禧将光绪软禁后,虽然表面上风光得很,但是,她统治的合法性不足,外国使节心中不承认,全国人民也并不买账。这对大清的统治的稳定是很不利的。慈禧与干儿子光绪有矛盾,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也有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同治青年夭亡。老佛爷还与当军机大臣的小叔(丈夫的弟弟)也有矛盾。一度关系很紧张。这种无止无休的内斗,使统治力量大大削弱。第二,权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晚清的两个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是军机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另一方是清流派的瞿鸿机为代表。两派之间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斗,从而加速了大清的灭亡。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的。当年反对、镇压维新派的力量,后来一部分人变成了改革派,例如,袁世凯。反对改革的人中,不仅有害怕自己失权的高官,也有世代享受特权的满清贵族,他们的反对可以理解。但反对的人中间,还有清正廉洁的大臣瞿鸿机。他的反对是出于对袁世凯野心的担忧。他反对的办法是利用老佛爷的惜权恋权心态。他深知老佛爷的心理,那就是无论怎样改革,决不能动她的奶烙。当慈禧向他咨询的时候,他就向太后提出,有了总理衙门,一切用人的大权,处理政务的大权,全在总理,“太后您能放心吗?”聪明的太后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袁世凯的改革,是要分她的权。这还了得?1905年11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改革方案时,西太后就将那份袁世凯编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的新官制草案,交给瞿鸿机办理。4天后,经过长久的酝酿、经过大喊大叫了无数遍后的立宪改革方案终于隆重推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第一期方案。这个方案中,朝廷的权力依旧,慈禧太后的伟大权力一切依旧;旧的军机处的权力,一切如旧。它的伟大的变革只在于,有几个旧衙门的机构改变了名称,其他一切如旧。就是说,瓶子换了,酒是老的;汤换了,药还是那个药。这次改革当然也有其伟大之处,它终于改革出了一个新的部,那就是邮传部,它负责邮政,电报等项工作。主持改革方案的伟大的“改革家”袁世凯大人看到情况有变,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明白老佛爷才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明白自己失了宠,被怀疑了,这可是件危险的事情,改革成败与否,总没有身家性命要紧。现在,他也不想当伟大的改革家了,他也不要甚么权啊,势啊。他奏请朝廷免除他的铁路、电报、轮船等十二个官职。交了权,让慈禧放心。这次改革斗争的结果,是最积极倡导改革的改革家被改革了。这还不算。这位大改革家命悬一线。袁大人想让自己的亲信获得东三省的领导权。他听说了庆王爷的公子载振看上了天津一个美丽的名妓翠喜,于是以一万两银子将这她赎了出来,送给了这个贝勒爷,又送了十万两银子为庆王爷祝寿。这件事不知怎的被泄露了,反对派上奏老太后,高举起反腐败的大旗,老佛爷大怒,下令必须坚决反对腐败,火速派人调查。如果查实,一定从严处理。这样,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清流派眼见得胜利在望。但是,袁世凯绝处逢生,居然转危为安。袁世凯端的了得。他在危急之中,镇静如山,急忙在调查人员取证之前将翠喜送回原地。调查的官员无法查到翠喜姑娘,此事就查无实据,只得否定对袁世凯送美行贿以图谋东三省权力的指控。袁世凯行贿买官,扩张势力,虽然是事实,却躲过了一劫。他喘了口气,定一会神,开始疯狂反扑。袁世凯不仅是一个能干的“改革家”,也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他开始了反击行动。他知道太后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她老人家认为康有为教唆光绪皇帝,制造了她母子的不和,也害得她名声受损。她老人家在菜市口杀了六君子,她也知道,这毕竟不是她的光荣史。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康有为害的。当后来康有为写信要求回国时,他说什么人都可以赦免,只有康有为除外,她将康有为的信撕得粉碎,以表明她与康有为不共戴天。袁大人了解一个女人的这种心结。他制造了瞿鸿机勾结康梁的罪证,并收买了(只要用钱)太后心腹李莲英,让他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罪证让太后知道,此招果然激怒了慈禧。她不辨真伪,信以为真,她不能原谅自己信任的大臣与她的死对头康有为有什么瓜葛。于是盛怒之下,她罢免了瞿鸿机。太后要处理属下,是从来不会听臣下申辩的。袁世凯打倒了瞿鸿机,又用阴谋打倒了另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岑春煊。此人是慈禧逃难时的勤王者,太后那时正比一个农村老妪还狼狈。岑保护了太后,并安排太后吃好住好,让她恢复了皇家尊严,太后对他十分感激。他后来当了邮电部长。袁世凯制造了一张假照片,照片上岑与康梁在一起,慈禧看了照片一眼,马上决定罢免这个当年的宠臣。她认为铁证如山。虽然慈禧被说成是十分圣明的太后,她万万没有想到,照片也是可以伪造的。她罢免了岑宣煊。就这样,袁世凯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打倒了。朝中无人可用,也无人敢于为敌,于是,袁世凯又一次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操持国家大事。一场改革,就这样乱烘烘地结束了。改革中朝廷权臣之间的争斗,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力量,也影响了它的威信。它的败亡之象,越来越显露了。         大清之亡亡于拒绝改革鸦片战争后,大清病情日沉,国力日弱,危象日露。长毛之乱,江南破坏极大,国家如大病一场;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被小小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不得不割地赔款;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国家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病势一日重于一日。如此下去,败亡似不可避免,只在时间短长。清朝虽然有病,是不是患了绝症呢?历史是否给了大清以机会呢?清朝有没有可能挽救危局、避免覆灭的命运呢?机会是有的。办法也是有的。办法就是顺应历史潮流,革除弊政,变法维新,特别是改革清朝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走上民主立宪或者共和的道路。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外人士分析,中华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弹丸小国,不是别的原因,是败于政治制度。后来,日俄交战,日本领土、人口、兵力等远不及俄国,却打败了俄国,舆论也都认为是先进的政治体制打败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这两场战争,给了中国人以深刻的启发,只有维新变法,实行立宪,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大清才有可能避免覆巢之祸。清朝是有可能实现转型的,历史是给过他机会的。并且给过不止一次。但是它都放弃了。第一次是光绪皇帝领导下的康梁变法。如果这次变法成功,大清皇朝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历史的转型,一个封建的王朝可以通过改良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国力有可能增加,中国的政治有可能进步,中国的法制有可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都表明,改革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这种办法破坏较小,对国家的震动较小,也能实现社会转型,走上兴旺强盛之路。但是,维新运动中,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改革一方,光绪皇帝年少轻率,急于求成,幅度太大,损害了太多的权势者的利益。康有为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多局限于依靠皇帝的诏书,缺乏合理的改革策略,未取得有效的改革实效。改革派也没有努力地去团结和分化反对派中的成员。慈禧大后其实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改革派不去利用。却希望通过暴力行动消除改革阻力。其实,即使袁世凯真的逮捕荣禄,拘禁慈禧,也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反对改革的一方,腐败昏庸,目光短浅,不了解世界大势,只看到一己私利。那些保守的满族老朽,更是缺乏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只知为保护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而反对改革,不知道他们对改革派的镇压正是酝酿革命的催化剂。最后,保守派镇压了维新派,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虽然谭嗣同死得慷慨激昂,维新运动毕竟是失败了。清朝政府失去了一次维新图强的机会。第二次机会是立宪派的改革。立宪派要求订立宪法,成立国会,中国是可以通过这一条西方走过的道路实现近代化的。慈禧太后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世界的趋势,认识到大清的腐朽和危险,甚至也认识到了革命派崛起的危险。她部分地同意立宪,她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并且开始酝酿宪法。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改型,通过渐进的方式走进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保守势力是过于强大,过于看重自己的权益了。他们看到的是小利,看不到国家的大利,只看到自己近利,看不到未来中国的远利。他们努力将宪法做成皇权的翻版。结果,立宪只是换汤不换药,满族皇室成员占了国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皇权仍然凌驾一切。这样,立宪失败了,人民失望了,立宪的失败再一次为革命派作了大动员。中国社会终于不得不走上一条充满血与火的道路,中华民族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牺牲,走上另一条代价更大些、也更彻底的近代化的道路。日本成功地走上了立宪之路,而中国终于突不破封建的梓梏。康梁谭等人维新变法时,改革是有杀头风险的勾当。十年之后,改革则成了时髦的套装,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也成了改革家了,也积极地呼吁改革。月换星移,改革、立宪成了时代思潮,他们两位现在也成了改革派,立宪派了。1905年,袁世凯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在早朝时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的奏章。他的主题是,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就这样,一个是当年的告密者,一个是当年的屠杀者,成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派。这两位大清帝国最有实权的一男一女,一个成了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成了改革开放的最时髦的改革,  大清从兴旺走近终点1644年的一天,李自成攻下北京城。那个下令将守边62616964757a686964616fe78988e69d8331333339663364功臣袁崇焕处以剐刑的崇祯皇帝,这一天再也没有当年下诏杀袁崇焕的那种气势了,皇帝老儿独自一人,(后面跟了个王姓太监)“亲自”爬到煤山上,“亲自”在一棵树上投环自尽。大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宫廷的库房里,还留下35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皇帝舍不得给天下的灾民用,舍不得给他的士兵用,也舍不得人自己用,留给李自成用了。李自城攻下了北京,这个土包子天下不想要,只想要银子。他用各种办法掠夺银子。虽然他建立了大顺王朝。可惜这个王朝十分短命。大明的边关重臣吴三桂为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清兵和吴三桂的明军合攻打败了李自成。李自成手下的士兵将士,裤带子上一个个缚了许多金子银子,打仗时惦念着腰里的银子,结果仗打败了。李自成匆匆退出北京,一路上带了几百辆装载了金银财宝的车子,匆匆地南逃。最后如鸟兽散,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一忽儿功夫,大顺王朝也匆匆地完了。银子害了大顺。明王朝的腐败、内乱、大顺政权的腐败和内斗,被多尔衮拣了个大便宜,他名正言顺、兵不血刃占领了北京,清兵又南下扑灭了各路反清部队,开始了大清朝对中国的统治。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后,大清渐渐败落。到了1911年,当年无比强大的大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推崇建立了康乾盛世的王朝,在十九世纪底到二十世纪初,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了。满清铁骑曾屠杀了数千万中国民众。它血洗江南、血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中国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清朝入关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中杀人相当多的一次。不是第一,也算第二。即使后有来者,也是前无古人了。这么残暴的政权不得人心。它的灭亡,顺天理,快人心,时势然也。1911年,武昌清朝新军中的反清人士在试验炸弹时不幸爆炸,时态紧急,临时决定提前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既不是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也不是他亲自指挥的。它带有某种自发性,偶然性。随后,黄兴赶来指挥,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冯玉章部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利用手下的军队向起义部队施压,又拿起义部队向清廷施压。在武昌起义的新军和各地独立浪潮的压力下,再加上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清朝皇室不得不宣布退位,从此,只能在紫金城里做皇帝。虽然依然可以像玩过家家似地上朝退朝,但显赫一时的大清王朝毕竟走到了终点。大清帝国在灭亡之日,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它还有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除了八旗铁骑之外,还有拥有先进武器的北洋6镇。可惜,强大的国力没有帮上它的忙,强大的军力也没有帮上它的忙。它还是亡了。更奇怪的是,大清帝国灭亡之日,也正是“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绩之时。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倡导开放,一度还真有点中兴的气象,西方的宪法、警察制度、技术、学校,也被大清学了过来。然而,这种中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久,它还是寿终正寝了。大清究竟为什么而亡?这真是奇怪。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大清之亡,亡于腐败苏洵在论述秦朝和六国之亡时,认为六国之亡,非亡于秦,亡于六国也,秦朝之亡,非亡于六国,亡于自身。一个王朝的兴衰,主要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秦和六国是这样,清朝之亡,也同样是这样。辛亥革命与其说是被革命派推翻的,不如说是因为清朝的腐败而被自己推翻的。革命派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它就轰然而倒。论实力,革命派与清朝的力量相比,还弱小得很。孙中山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清朝轻而易举地将它们镇压了下去。武昌起义后,清朝的新军也能轻而易举地夺回武昌,镇压起义。大清之亡,首先是亡于自己的腐败。大清王朝,名曰大清,其实早已是清者不清了。各级官员买官卖官,挥霍浪费,中饱私囊,大大小小的蛀虫,一个劲地啃蚀着国家,大清终于被蛀空了。在大清末年,腐败已经成为常态,大清只是一块蛀空了的巨木,一个被无数蚁穴扒松的江堤。一旦风吹浪打,它们就轰然倒下。大清的腐败之状,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大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年间,仅为40万两,两相比较,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侵吞赈灾款粮等事项,更是层出不穷。清朝上层官吏的腐败触目惊心。和绅,是皇帝手下的一个掌有实权的大官。他的地位,相当于一个政治局委员,至少在部长之上。他当政二十多年,贪污受贿的数额价值连城。和绅一生贪污的金银财宝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除了金银玉器等珍宝以外,还有金银元宝各1000个,沙金200余万两,赤金480万两,白银940万两。再加上种种银号、当铺、古玩店、田地等折合成银钱,总计约有8亿到10亿两,就连其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因此,当时有一句民谚:“和绅跌倒,嘉庆吃饱”。当年腐败成风,送礼成风。大官们是这样,一般的官吏同样是这样。《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揭露官场丑态的小说,书中借一个官员的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表明敛财是清朝官场第一定律。书中借唐二乱的嘴说:“我想这趟进京,齐巧赶上万寿,是得进几样贡礼的。你替我想想,这趟进贡要预备多少银子?”何孝先说,“少了拿不出手,我想总得二三万两银子,你看够不够?”唐二乱又嘿嘿嘿地笑,“二三万两银子够什么,至少得十万两。”你看,地方官为了讨好朝廷,送礼是多么慷慨、多么阔绰啊。他们的钱,当然不是自家的,而是盘剥来的。清朝买官卖官的市场十分兴旺发达,可谓购销两旺。商人、读书人捐官成风,有关官员则得到了好处,取得了双赢的大好局面。朝廷得到了钱,买官人得到了官。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靠卖官得来的。红楼梦中贾蓉的妻子可卿死了,公公贾珍为了丧事办得体面,也花了几千两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官。可见,当时买官很普遍,人们不以为怪,更不以为耻。《官场现形记》一书中,也记载了买官的普遍。书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道:“玉山的王梦标,是一万三,萍乡的同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帐的。”一个地方官僚,卖了二三十个官,价格从数千到上万不等,总数起码在一二十万两银子。而且,似乎也并不避着手下人。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只有东北某市的一个组织部长才能与他相比拟。大清官场里的腐败,水平也很高,行贿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送钱,有的送古董,有的送女人。要看各人爱好,总之是投其所好。例如,《官场现形记》中就写到给一个高级官员送礼,“这位老中堂,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太瞧不起我了。"你们送钱怎么能够不碰钉子呢?所以,他爱古董,你们要送古董。”这条经验,被后人学会了,重庆的一位官也受贿,收受的礼品中有张大千的画。这一套办法似乎是向那个老中堂学来的。大清官场腐败,军队也腐败。军队大量地参与走私贩私。军队中的一些官员,有了钱就抽鸦片,军队抽鸦片成风。甲午海战时,有些官兵得先抽了大烟过足了烟瘾之后再打仗。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虽然船坚炮利,却在日本的海军面前不堪一击。骨子里的腐败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清的国营企业也十分腐败。大清搞过一阵子“改革开放”,也搞过一阵子技术引进。在洋务运动中,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一代又一代的大清企业家,成功的多是官员企业家。或者是与官员相勾结的企业家。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具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当时,老佛爷就注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注意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捐个官,成为体制内的人了。洋务运动中先富起来的人群,都是与官场有关系的人,或者就是官员本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腐败不加约束,最后到了腐败的官员比不腐败的官员多,到了腐败者比不腐败者神气,如果到了这一步,无论朝廷外表做得怎样光鲜,国家的肌体一定会变得千创百孔。即使你维稳的钱花得再多,也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清朝末年,不说百分之百,70-80%以上的各级领导都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大清朝灭亡是顺乎天理的,如果它不亡,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了。大清皇朝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腐败的严重呢?不是的。它也一次次下过诏书,也一声声地反对过腐败。慈禧太后也认识到腐败是会葬送大清江山的。她老人家也曾经亲自发动过反腐败运动。但是,大清的腐败仍然不断地发展,由局部发展成为整体,由小腐败发展成大腐败,最后不可收拾。为什么慈禧的反腐败不见成效呢?举例来说,浙江杨乃武一案,是由贪官腐败发展到刑讯逼供、官官相护、层层相掩,酿成了一起大冤案,制造了一起大冤狱。慈禧太后当时是允许老百姓上京告状的,老百姓上告上访,没有安元鼎那样的民办黑警察来毒打你。她老人家获悉杨乃武之姐上访告状的信息后,派员调查重审杨案。当时的报纸也揭露了这起案件的腐败,太后还严肃处理了一大批在此案上受贿枉法的官员,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体现了反腐败的气势。当瞿鸿铭揭露袁世凯向军机处领导的贝勒爷行贿以收买东三省的行政权力时,她老人家也雷厉风行地派员调查取证,她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大清的腐败有增无已。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官僚体制使腐败者互相勾结,上下左右,抱成一团。腐败者上头还有腐败者,左邻右舍也有腐败者,腐败的利益上下左右都得到好处,腐败有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时反腐败,震动太大,成本太高,于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是想要反腐败的人,也担心反腐不成后自己的危险处境,退避三舍了。第二,腐败日积月累,腐败者在官场盘根错节,已经由少数转变成了多数,整个官场成了腐败者的天堂。此时如果有少数官员希望反腐败,已经是少数对多数,势单力薄,很可能被驱赶出局。甚至可能被加上一个罪名成为腐败者,而真正的腐败者只要所谓政治上正确,就能以反腐败之名镇压不同的派别。当反腐败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一根筹码、一种工具的时候,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腐败者,腐败者已经习以为常,不腐败者反而会担惊受怕。此时要真反腐败,其阻力之大、风险之大,已是为政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了。第三,腐败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全面彻底地揭露腐败,会严重损害大清王朝形象,动摇大清的根本。因此,大清的反腐败,只是在揭示一些小腐败,揭露一些散兵游勇式的个体户式的腐败。例如,某个腐败分子如果与知县有关,又与知府有关,又与户部或礼部的大官有关,大清就不愿意深入细查。因为查出什么,大清的脸面何在?慈禧的脸面何在?国家的形象何在?还不如掩盖的好。大清还是大清,表面上还是光鲜得很。就这样,大清的腐败在发展着,终于使大清动摇了国本。它终于病入膏肓,支持不下了。          内斗加速了大清之亡专制政权不能处理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争权夺利是专制政权的常态。到了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时候,内斗必然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加剧,从而大大削弱统治的力量。大清的晚年,情况就是这样的。清朝末年的内斗,表现于多个方面。第一是后党与帝党之间的斗争。老佛爷与干儿子光绪皇帝之间,本来虽然有矛盾,但是,尚未表面化,还维持在共撑危局的范围内。维新变法后,后党与帝党的矛盾加剧。表面上,后党取得了伟大胜利,慈禧太后直接出面掌握了政权,光绪被软禁于瀛台。慈禧太后有可能是软禁国家领导人的创始人之一。直到大半个世纪后,慈禧的办法才再次得到重视。慈禧将光绪软禁后,虽然表面上风光得很,但是,她统治的合法性不足,外国使节心中不承认,全国人民也并不买账。这对大清的统治的稳定是很不利的。慈禧与干儿子光绪有矛盾,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也有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同治青年夭亡。老佛爷还与当军机大臣的小叔(丈夫的弟弟)也有矛盾。一度关系很紧张。这种无止无休的内斗,使统治力量大大削弱。第二,权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晚清的两个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是军机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另一方是清流派的瞿鸿机为代表。两派之间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斗,从而加速了大清的灭亡。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的。当年反对、镇压维新派的力量,后来一部分人变成了改革派,例如,袁世凯。反对改革的人中,不仅有害怕自己失权的高官,也有世代享受特权的满清贵族,他们的反对可以理解。但反对的人中间,还有清正廉洁的大臣瞿鸿机。他的反对是出于对袁世凯野心的担忧。他反对的办法是利用老佛爷的惜权恋权心态。他深知老佛爷的心理,那就是无论怎样改革,决不能动她的奶烙。当慈禧向他咨询的时候,他就向太后提出,有了总理衙门,一切用人的大权,处理政务的大权,全在总理,“太后您能放心吗?”聪明的太后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袁世凯的改革,是要分她的权。这还了得?1905年11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改革方案时,西太后就将那份袁世凯编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的新官制草案,交给瞿鸿机办理。4天后,经过长久的酝酿、经过大喊大叫了无数遍后的立宪改革方案终于隆重推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第一期方案。这个方案中,朝廷的权力依旧,慈禧太后的伟大权力一切依旧;旧的军机处的权力,一切如旧。它的伟大的变革只在于,有几个旧衙门的机构改变了名称,其他一切如旧。就是说,瓶子换了,酒是老的;汤换了,药还是那个药。这次改革当然也有其伟大之处,它终于改革出了一个新的部,那就是邮传部,它负责邮政,电报等项工作。主持改革方案的伟大的“改革家”袁世凯大人看到情况有变,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明白老佛爷才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明白自己失了宠,被怀疑了,这可是件危险的事情,改革成败与否,总没有身家性命要紧。现在,他也不想当伟大的改革家了,他也不要甚么权啊,势啊。他奏请朝廷免除他的铁路、电报、轮船等十二个官职。交了权,让慈禧放心。这次改革斗争的结果,是最积极倡导改革的改革家被改革了。这还不算。这位大改革家命悬一线。袁大人想让自己的亲信获得东三省的领导权。他听说了庆王爷的公子载振看上了天津一个美丽的名妓翠喜,于是以一万两银子将这她赎了出来,送给了这个贝勒爷,又送了十万两银子为庆王爷祝寿。这件事不知怎的被泄露了,反对派上奏老太后,高举起反腐败的大旗,老佛爷大怒,下令必须坚决反对腐败,火速派人调查。如果查实,一定从严处理。这样,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清流派眼见得胜利在望。但是,袁世凯绝处逢生,居然转危为安。袁世凯端的了得。他在危急之中,镇静如山,急忙在调查人员取证之前将翠喜送回原地。调查的官员无法查到翠喜姑娘,此事就查无实据,只得否定对袁世凯送美行贿以图谋东三省权力的指控。袁世凯行贿买官,扩张势力,虽然是事实,却躲过了一劫。他喘了口气,定一会神,开始疯狂反扑。袁世凯不仅是一个能干的“改革家”,也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他开始了反击行动。他知道太后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她老人家认为康有为教唆光绪皇帝,制造了她母子的不和,也害得她名声受损。她老人家在菜市口杀了六君子,她也知道,这毕竟不是她的光荣史。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康有为害的。当后来康有为写信要求回国时,他说什么人都可以赦免,只有康有为除外,她将康有为的信撕得粉碎,以表明她与康有为不共戴天。袁大人了解一个女人的这种心结。他制造了瞿鸿机勾结康梁的罪证,并收买了(只要用钱)太后心腹李莲英,让他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罪证让太后知道,此招果然激怒了慈禧。她不辨真伪,信以为真,她不能原谅自己信任的大臣与她的死对头康有为有什么瓜葛。于是盛怒之下,她罢免了瞿鸿机。太后要处理属下,是从来不会听臣下申辩的。袁世凯打倒了瞿鸿机,又用阴谋打倒了另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岑春煊。此人是慈禧逃难时的勤王者,太后那时正比一个农村老妪还狼狈。岑保护了太后,并安排太后吃好住好,让她恢复了皇家尊严,太后对他十分感激。他后来当了邮电部长。袁世凯制造了一张假照片,照片上岑与康梁在一起,慈禧看了照片一眼,马上决定罢免这个当年的宠臣。她认为铁证如山。虽然慈禧被说成是十分圣明的太后,她万万没有想到,照片也是可以伪造的。她罢免了岑宣煊。就这样,袁世凯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打倒了。朝中无人可用,也无人敢于为敌,于是,袁世凯又一次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操持国家大事。一场改革,就这样乱烘烘地结束了。改革中朝廷权臣之间的争斗,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力量,也影响了它的威信。它的败亡之象,越来越显露了。         大清之亡亡于拒绝改革鸦片战争后,大清病情日沉,国力日弱,危象日露。长毛之乱,江南破坏极大,国家如大病一场;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被小小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不得不割地赔款;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国家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病势一日重于一日。如此下去,败亡似不可避免,只在时间短长。清朝虽然有病,是不是患了绝症呢?历史是否给了大清以机会呢?清朝有没有可能挽救危局、避免覆灭的命运呢?机会是有的。办法也是有的。办法就是顺应历史潮流,革除弊政,变法维新,特别是改革清朝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走上民主立宪或者共和的道路。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外人士分析,中华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弹丸小国,不是别的原因,是败于政治制度。后来,日俄交战,日本领土、人口、兵力等远不及俄国,却打败了俄国,舆论也都认为是先进的政治体制打败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这两场战争,给了中国人以深刻的启发,只有维新变法,实行立宪,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大清才有可能避免覆巢之祸。清朝是有可能实现转型的,历史是给过他机会的。并且给过不止一次。但是它都放弃了。第一次是光绪皇帝领导下的康梁变法。如果这次变法成功,大清皇朝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历史的转型,一个封建的王朝可以通过改良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国力有可能增加,中国的政治有可能进步,中国的法制有可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都表明,改革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这种办法破坏较小,对国家的震动较小,也能实现社会转型,走上兴旺强盛之路。但是,维新运动中,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改革一方,光绪皇帝年少轻率,急于求成,幅度太大,损害了太多的权势者的利益。康有为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多局限于依靠皇帝的诏书,缺乏合理的改革策略,未取得有效的改革实效。改革派也没有努力地去团结和分化反对派中的成员。慈禧大后其实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改革派不去利用。却希望通过暴力行动消除改革阻力。其实,即使袁世凯真的逮捕荣禄,拘禁慈禧,也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反对改革的一方,腐败昏庸,目光短浅,不了解世界大势,只看到一己私利。那些保守的满族老朽,更是缺乏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只知为保护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而反对改革,不知道他们对改革派的镇压正是酝酿革命的催化剂。最后,保守派镇压了维新派,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虽然谭嗣同死得慷慨激昂,维新运动毕竟是失败了。清朝政府失去了一次维新图强的机会。第二次机会是立宪派的改革。立宪派要求订立宪法,成立国会,中国是可以通过这一条西方走过的道路实现近代化的。慈禧太后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世界的趋势,认识到大清的腐朽和危险,甚至也认识到了革命派崛起的危险。她部分地同意立宪,她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并且开始酝酿宪法。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改型,通过渐进的方式走进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保守势力是过于强大,过于看重自己的权益了。他们看到的是小利,看不到国家的大利,只看到自己近利,看不到未来中国的远利。他们努力将宪法做成皇权的翻版。结果,立宪只是换汤不换药,满族皇室成员占了国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皇权仍然凌驾一切。这样,立宪失败了,人民失望了,立宪的失败再一次为革命派作了大动员。中国社会终于不得不走上一条充满血与火的道路,中华民族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牺牲,走上另一条代价更大些、也更彻底的近代化的道路。日本成功地走上了立宪之路,而中国终于突不破封建的梓梏。康梁谭等人维新变法时,改革是有杀头风险的勾当。十年之后,改革则成了时髦的套装,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也成了改革家了,也积极地呼吁改革。月换星移,改革、立宪成了时代思潮,他们两位现在也成了改革派,立宪派了。1905年,袁世凯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在早朝时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的奏章。他的主题是,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就这样,一个是当年的告密者,一个是当年的屠杀者,成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派。这两位大清帝国最有实权的一男一女,一个成了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成了改革开放的最时髦的改革,        大清从兴旺走近终点1644年的一天,李自成攻下北京城。那个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8685e5aeb931333337383338下令将守边功臣袁崇焕处以剐刑的崇祯皇帝,这一天再也没有当年下诏杀袁崇焕的那种气势了,皇帝老儿独自一人,(后面跟了个王姓太监)“亲自”爬到煤山上,“亲自”在一棵树上投环自尽。大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宫廷的库房里,还留下35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皇帝舍不得给天下的灾民用,舍不得给他的士兵用,也舍不得人自己用,留给李自成用了。李自城攻下了北京,这个土包子天下不想要,只想要银子。他用各种办法掠夺银子。虽然他建立了大顺王朝。可惜这个王朝十分短命。大明的边关重臣吴三桂为红颜一怒,引清兵入关。清兵和吴三桂的明军合攻打败了李自成。李自成手下的士兵将士,裤带子上一个个缚了许多金子银子,打仗时惦念着腰里的银子,结果仗打败了。李自成匆匆退出北京,一路上带了几百辆装载了金银财宝的车子,匆匆地南逃。最后如鸟兽散,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一忽儿功夫,大顺王朝也匆匆地完了。银子害了大顺。明王朝的腐败、内乱、大顺政权的腐败和内斗,被多尔衮拣了个大便宜,他名正言顺、兵不血刃占领了北京,清兵又南下扑灭了各路反清部队,开始了大清朝对中国的统治。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乱后,大清渐渐败落。到了1911年,当年无比强大的大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推崇建立了康乾盛世的王朝,在十九世纪底到二十世纪初,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了。满清铁骑曾屠杀了数千万中国民众。它血洗江南、血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转战烧杀三十七载,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万锐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万,杀死汉人3200万,中国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二!清朝入关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中杀人相当多的一次。不是第一,也算第二。即使后有来者,也是前无古人了。这么残暴的政权不得人心。它的灭亡,顺天理,快人心,时势然也。1911年,武昌清朝新军中的反清人士在试验炸弹时不幸爆炸,时态紧急,临时决定提前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既不是孙中山亲自发动的,也不是他亲自指挥的。它带有某种自发性,偶然性。随后,黄兴赶来指挥,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冯玉章部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利用手下的军队向起义部队施压,又拿起义部队向清廷施压。在武昌起义的新军和各地独立浪潮的压力下,再加上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清朝皇室不得不宣布退位,从此,只能在紫金城里做皇帝。虽然依然可以像玩过家家似地上朝退朝,但显赫一时的大清王朝毕竟走到了终点。大清帝国在灭亡之日,它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在世界上还处于领先地位。它还有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除了八旗铁骑之外,还有拥有先进武器的北洋6镇。可惜,强大的国力没有帮上它的忙,强大的军力也没有帮上它的忙。它还是亡了。更奇怪的是,大清帝国灭亡之日,也正是“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绩之时。慈禧太后和袁世凯倡导开放,一度还真有点中兴的气象,西方的宪法、警察制度、技术、学校,也被大清学了过来。然而,这种中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久,它还是寿终正寝了。大清究竟为什么而亡?这真是奇怪。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大清之亡,亡于腐败苏洵在论述秦朝和六国之亡时,认为六国之亡,非亡于秦,亡于六国也,秦朝之亡,非亡于六国,亡于自身。一个王朝的兴衰,主要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秦和六国是这样,清朝之亡,也同样是这样。辛亥革命与其说是被革命派推翻的,不如说是因为清朝的腐败而被自己推翻的。革命派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它就轰然而倒。论实力,革命派与清朝的力量相比,还弱小得很。孙中山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镇南关起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清朝轻而易举地将它们镇压了下去。武昌起义后,清朝的新军也能轻而易举地夺回武昌,镇压起义。大清之亡,首先是亡于自己的腐败。大清王朝,名曰大清,其实早已是清者不清了。各级官员买官卖官,挥霍浪费,中饱私囊,大大小小的蛀虫,一个劲地啃蚀着国家,大清终于被蛀空了。在大清末年,腐败已经成为常态,大清只是一块蛀空了的巨木,一个被无数蚁穴扒松的江堤。一旦风吹浪打,它们就轰然倒下。大清的腐败之状,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真相。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大约相当于中央办公厅),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年间,仅为40万两,两相比较,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侵吞赈灾款粮等事项,更是层出不穷。清朝上层官吏的腐败触目惊心。和绅,是皇帝手下的一个掌有实权的大官。他的地位,相当于一个政治局委员,至少在部长之上。他当政二十多年,贪污受贿的数额价值连城。和绅一生贪污的金银财宝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除了金银玉器等珍宝以外,还有金银元宝各1000个,沙金200余万两,赤金480万两,白银940万两。再加上种种银号、当铺、古玩店、田地等折合成银钱,总计约有8亿到10亿两,就连其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因此,当时有一句民谚:“和绅跌倒,嘉庆吃饱”。当年腐败成风,送礼成风。大官们是这样,一般的官吏同样是这样。《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揭露官场丑态的小说,书中借一个官员的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表明敛财是清朝官场第一定律。书中借唐二乱的嘴说:“我想这趟进京,齐巧赶上万寿,是得进几样贡礼的。你替我想想,这趟进贡要预备多少银子?”何孝先说,“少了拿不出手,我想总得二三万两银子,你看够不够?”唐二乱又嘿嘿嘿地笑,“二三万两银子够什么,至少得十万两。”你看,地方官为了讨好朝廷,送礼是多么慷慨、多么阔绰啊。他们的钱,当然不是自家的,而是盘剥来的。清朝买官卖官的市场十分兴旺发达,可谓购销两旺。商人、读书人捐官成风,有关官员则得到了好处,取得了双赢的大好局面。朝廷得到了钱,买官人得到了官。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靠卖官得来的。红楼梦中贾蓉的妻子可卿死了,公公贾珍为了丧事办得体面,也花了几千两银子,给儿子捐了一个官。可见,当时买官很普遍,人们不以为怪,更不以为耻。《官场现形记》一书中,也记载了买官的普遍。书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道:“玉山的王梦标,是一万三,萍乡的同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沾甫六千。。。。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帐的。”一个地方官僚,卖了二三十个官,价格从数千到上万不等,总数起码在一二十万两银子。而且,似乎也并不避着手下人。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只有东北某市的一个组织部长才能与他相比拟。大清官场里的腐败,水平也很高,行贿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送钱,有的送古董,有的送女人。要看各人爱好,总之是投其所好。例如,《官场现形记》中就写到给一个高级官员送礼,“这位老中堂,他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说,“我又不是钻钱眼的人,你们太瞧不起我了。"你们送钱怎么能够不碰钉子呢?所以,他爱古董,你们要送古董。”这条经验,被后人学会了,重庆的一位官也受贿,收受的礼品中有张大千的画。这一套办法似乎是向那个老中堂学来的。大清官场腐败,军队也腐败。军队大量地参与走私贩私。军队中的一些官员,有了钱就抽鸦片,军队抽鸦片成风。甲午海战时,有些官兵得先抽了大烟过足了烟瘾之后再打仗。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虽然船坚炮利,却在日本的海军面前不堪一击。骨子里的腐败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清的国营企业也十分腐败。大清搞过一阵子“改革开放”,也搞过一阵子技术引进。在洋务运动中,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一代又一代的大清企业家,成功的多是官员企业家。或者是与官员相勾结的企业家。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具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当时,老佛爷就注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注意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捐个官,成为体制内的人了。洋务运动中先富起来的人群,都是与官场有关系的人,或者就是官员本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如果腐败不加约束,最后到了腐败的官员比不腐败的官员多,到了腐败者比不腐败者神气,如果到了这一步,无论朝廷外表做得怎样光鲜,国家的肌体一定会变得千创百孔。即使你维稳的钱花得再多,也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清朝末年,不说百分之百,70-80%以上的各级领导都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大清朝灭亡是顺乎天理的,如果它不亡,就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了。大清皇朝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腐败的严重呢?不是的。它也一次次下过诏书,也一声声地反对过腐败。慈禧太后也认识到腐败是会葬送大清江山的。她老人家也曾经亲自发动过反腐败运动。但是,大清的腐败仍然不断地发展,由局部发展成为整体,由小腐败发展成大腐败,最后不可收拾。为什么慈禧的反腐败不见成效呢?举例来说,浙江杨乃武一案,是由贪官腐败发展到刑讯逼供、官官相护、层层相掩,酿成了一起大冤案,制造了一起大冤狱。慈禧太后当时是允许老百姓上京告状的,老百姓上告上访,没有安元鼎那样的民办黑警察来毒打你。她老人家获悉杨乃武之姐上访告状的信息后,派员调查重审杨案。当时的报纸也揭露了这起案件的腐败,太后还严肃处理了一大批在此案上受贿枉法的官员,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体现了反腐败的气势。当瞿鸿铭揭露袁世凯向军机处领导的贝勒爷行贿以收买东三省的行政权力时,她老人家也雷厉风行地派员调查取证,她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大清的腐败有增无已。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官僚体制使腐败者互相勾结,上下左右,抱成一团。腐败者上头还有腐败者,左邻右舍也有腐败者,腐败的利益上下左右都得到好处,腐败有了强有力的保护伞。此时反腐败,震动太大,成本太高,于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就是想要反腐败的人,也担心反腐不成后自己的危险处境,退避三舍了。第二,腐败日积月累,腐败者在官场盘根错节,已经由少数转变成了多数,整个官场成了腐败者的天堂。此时如果有少数官员希望反腐败,已经是少数对多数,势单力薄,很可能被驱赶出局。甚至可能被加上一个罪名成为腐败者,而真正的腐败者只要所谓政治上正确,就能以反腐败之名镇压不同的派别。当反腐败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一根筹码、一种工具的时候,由于当时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腐败者,腐败者已经习以为常,不腐败者反而会担惊受怕。此时要真反腐败,其阻力之大、风险之大,已是为政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了。第三,腐败一旦严重到一定程度,全面彻底地揭露腐败,会严重损害大清王朝形象,动摇大清的根本。因此,大清的反腐败,只是在揭示一些小腐败,揭露一些散兵游勇式的个体户式的腐败。例如,某个腐败分子如果与知县有关,又与知府有关,又与户部或礼部的大官有关,大清就不愿意深入细查。因为查出什么,大清的脸面何在?慈禧的脸面何在?国家的形象何在?还不如掩盖的好。大清还是大清,表面上还是光鲜得很。就这样,大清的腐败在发展着,终于使大清动摇了国本。它终于病入膏肓,支持不下了。          内斗加速了大清之亡专制政权不能处理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争权夺利是专制政权的常态。到了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时候,内斗必然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加剧,从而大大削弱统治的力量。大清的晚年,情况就是这样的。清朝末年的内斗,表现于多个方面。第一是后党与帝党之间的斗争。老佛爷与干儿子光绪皇帝之间,本来虽然有矛盾,但是,尚未表面化,还维持在共撑危局的范围内。维新变法后,后党与帝党的矛盾加剧。表面上,后党取得了伟大胜利,慈禧太后直接出面掌握了政权,光绪被软禁于瀛台。慈禧太后有可能是软禁国家领导人的创始人之一。直到大半个世纪后,慈禧的办法才再次得到重视。慈禧将光绪软禁后,虽然表面上风光得很,但是,她统治的合法性不足,外国使节心中不承认,全国人民也并不买账。这对大清的统治的稳定是很不利的。慈禧与干儿子光绪有矛盾,与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也有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使同治青年夭亡。老佛爷还与当军机大臣的小叔(丈夫的弟弟)也有矛盾。一度关系很紧张。这种无止无休的内斗,使统治力量大大削弱。第二,权臣之间的激烈斗争。晚清的两个重臣之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是军机大臣袁世凯为代表,另一方是清流派的瞿鸿机为代表。两派之间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内斗,从而加速了大清的灭亡。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的。当年反对、镇压维新派的力量,后来一部分人变成了改革派,例如,袁世凯。反对改革的人中,不仅有害怕自己失权的高官,也有世代享受特权的满清贵族,他们的反对可以理解。但反对的人中间,还有清正廉洁的大臣瞿鸿机。他的反对是出于对袁世凯野心的担忧。他反对的办法是利用老佛爷的惜权恋权心态。他深知老佛爷的心理,那就是无论怎样改革,决不能动她的奶烙。当慈禧向他咨询的时候,他就向太后提出,有了总理衙门,一切用人的大权,处理政务的大权,全在总理,“太后您能放心吗?”聪明的太后心里立刻明白了,原来袁世凯的改革,是要分她的权。这还了得?1905年11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改革方案时,西太后就将那份袁世凯编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的新官制草案,交给瞿鸿机办理。4天后,经过长久的酝酿、经过大喊大叫了无数遍后的立宪改革方案终于隆重推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的第一期方案。这个方案中,朝廷的权力依旧,慈禧太后的伟大权力一切依旧;旧的军机处的权力,一切如旧。它的伟大的变革只在于,有几个旧衙门的机构改变了名称,其他一切如旧。就是说,瓶子换了,酒是老的;汤换了,药还是那个药。这次改革当然也有其伟大之处,它终于改革出了一个新的部,那就是邮传部,它负责邮政,电报等项工作。主持改革方案的伟大的“改革家”袁世凯大人看到情况有变,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明白老佛爷才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明白自己失了宠,被怀疑了,这可是件危险的事情,改革成败与否,总没有身家性命要紧。现在,他也不想当伟大的改革家了,他也不要甚么权啊,势啊。他奏请朝廷免除他的铁路、电报、轮船等十二个官职。交了权,让慈禧放心。这次改革斗争的结果,是最积极倡导改革的改革家被改革了。这还不算。这位大改革家命悬一线。袁大人想让自己的亲信获得东三省的领导权。他听说了庆王爷的公子载振看上了天津一个美丽的名妓翠喜,于是以一万两银子将这她赎了出来,送给了这个贝勒爷,又送了十万两银子为庆王爷祝寿。这件事不知怎的被泄露了,反对派上奏老太后,高举起反腐败的大旗,老佛爷大怒,下令必须坚决反对腐败,火速派人调查。如果查实,一定从严处理。这样,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清流派眼见得胜利在望。但是,袁世凯绝处逢生,居然转危为安。袁世凯端的了得。他在危急之中,镇静如山,急忙在调查人员取证之前将翠喜送回原地。调查的官员无法查到翠喜姑娘,此事就查无实据,只得否定对袁世凯送美行贿以图谋东三省权力的指控。袁世凯行贿买官,扩张势力,虽然是事实,却躲过了一劫。他喘了口气,定一会神,开始疯狂反扑。袁世凯不仅是一个能干的“改革家”,也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他开始了反击行动。他知道太后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她老人家认为康有为教唆光绪皇帝,制造了她母子的不和,也害得她名声受损。她老人家在菜市口杀了六君子,她也知道,这毕竟不是她的光荣史。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康有为害的。当后来康有为写信要求回国时,他说什么人都可以赦免,只有康有为除外,她将康有为的信撕得粉碎,以表明她与康有为不共戴天。袁大人了解一个女人的这种心结。他制造了瞿鸿机勾结康梁的罪证,并收买了(只要用钱)太后心腹李莲英,让他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罪证让太后知道,此招果然激怒了慈禧。她不辨真伪,信以为真,她不能原谅自己信任的大臣与她的死对头康有为有什么瓜葛。于是盛怒之下,她罢免了瞿鸿机。太后要处理属下,是从来不会听臣下申辩的。袁世凯打倒了瞿鸿机,又用阴谋打倒了另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岑春煊。此人是慈禧逃难时的勤王者,太后那时正比一个农村老妪还狼狈。岑保护了太后,并安排太后吃好住好,让她恢复了皇家尊严,太后对他十分感激。他后来当了邮电部长。袁世凯制造了一张假照片,照片上岑与康梁在一起,慈禧看了照片一眼,马上决定罢免这个当年的宠臣。她认为铁证如山。虽然慈禧被说成是十分圣明的太后,她万万没有想到,照片也是可以伪造的。她罢免了岑宣煊。就这样,袁世凯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打倒了。朝中无人可用,也无人敢于为敌,于是,袁世凯又一次被提升为军机大臣,操持国家大事。一场改革,就这样乱烘烘地结束了。改革中朝廷权臣之间的争斗,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力量,也影响了它的威信。它的败亡之象,越来越显露了。         大清之亡亡于拒绝改革鸦片战争后,大清病情日沉,国力日弱,危象日露。长毛之乱,江南破坏极大,国家如大病一场;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被小小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不得不割地赔款;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国家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病势一日重于一日。如此下去,败亡似不可避免,只在时间短长。清朝虽然有病,是不是患了绝症呢?历史是否给了大清以机会呢?清朝有没有可能挽救危局、避免覆灭的命运呢?机会是有的。办法也是有的。办法就是顺应历史潮流,革除弊政,变法维新,特别是改革清朝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走上民主立宪或者共和的道路。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中外人士分析,中华泱泱大国败于日本弹丸小国,不是别的原因,是败于政治制度。后来,日俄交战,日本领土、人口、兵力等远不及俄国,却打败了俄国,舆论也都认为是先进的政治体制打败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这两场战争,给了中国人以深刻的启发,只有维新变法,实行立宪,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大清才有可能避免覆巢之祸。清朝是有可能实现转型的,历史是给过他机会的。并且给过不止一次。但是它都放弃了。第一次是光绪皇帝领导下的康梁变法。如果这次变法成功,大清皇朝可以以较小的代价实现历史的转型,一个封建的王朝可以通过改良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国力有可能增加,中国的政治有可能进步,中国的法制有可能建立。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都表明,改革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这种办法破坏较小,对国家的震动较小,也能实现社会转型,走上兴旺强盛之路。但是,维新运动中,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双方都犯了严重错误。改革一方,光绪皇帝年少轻率,急于求成,幅度太大,损害了太多的权势者的利益。康有为是个不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多局限于依靠皇帝的诏书,缺乏合理的改革策略,未取得有效的改革实效。改革派也没有努力地去团结和分化反对派中的成员。慈禧大后其实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改革派不去利用。却希望通过暴力行动消除改革阻力。其实,即使袁世凯真的逮捕荣禄,拘禁慈禧,也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而反对改革的一方,腐败昏庸,目光短浅,不了解世界大势,只看到一己私利。那些保守的满族老朽,更是缺乏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只知为保护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而反对改革,不知道他们对改革派的镇压正是酝酿革命的催化剂。最后,保守派镇压了维新派,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虽然谭嗣同死得慷慨激昂,维新运动毕竟是失败了。清朝政府失去了一次维新图强的机会。第二次机会是立宪派的改革。立宪派要求订立宪法,成立国会,中国是可以通过这一条西方走过的道路实现近代化的。慈禧太后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世界的趋势,认识到大清的腐朽和危险,甚至也认识到了革命派崛起的危险。她部分地同意立宪,她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并且开始酝酿宪法。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有可能实现民主改型,通过渐进的方式走进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保守势力是过于强大,过于看重自己的权益了。他们看到的是小利,看不到国家的大利,只看到自己近利,看不到未来中国的远利。他们努力将宪法做成皇权的翻版。结果,立宪只是换汤不换药,满族皇室成员占了国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皇权仍然凌驾一切。这样,立宪失败了,人民失望了,立宪的失败再一次为革命派作了大动员。中国社会终于不得不走上一条充满血与火的道路,中华民族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牺牲,走上另一条代价更大些、也更彻底的近代化的道路。日本成功地走上了立宪之路,而中国终于突不破封建的梓梏。康梁谭等人维新变法时,改革是有杀头风险的勾当。十年之后,改革则成了时髦的套装,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也成了改革家了,也积极地呼吁改革。月换星移,改革、立宪成了时代思潮,他们两位现在也成了改革派,立宪派了。1905年,袁世凯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在早朝时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的奏章。他的主题是,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就这样,一个是当年的告密者,一个是当年的屠杀者,成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派。这两位大清帝国最有实权的一男一女,一个成了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成了改革开放的最时髦的改革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1.根本原因:清朝无bai法跳出中国历du代王朝初创zhi——dao兴盛——衰落——灭版亡的历史规律。清朝到了后期权各种矛盾不断积累,走向灭亡是必然的。2.封建王朝到了清朝已是后期了,疲态已现。虽有康乾盛世,却也只是回光返照罢了。此时的时代主潮流是资本主义,所以封建社会被取代是必然的历史事件。3.政治:清政-府的黑暗腐朽。皇权又特别集中,几乎为所欲为,其代表人物就是慈禧,她甚至为过生日,使得新军军费变成她的礼金。海军军费变成了颐和园,这也酿成甲午海战的时候,北洋舰队已经多年没有更新军舰了。3.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社会发展进步。商品经济被打压。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当世界各国完成工业革命的时候,我国还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4.文化:科举制,八股取士,限制人的思想。导致科技落后。5.西方国家的殖民化掠夺,加速了清政府的破产,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9b9ee7ad9431333339663336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乾隆帝在其《敕谕英吉利国王书》中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自然没有交往贸易的必要,清统治者反而以此骄人,夜郎自大。英国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他们说:“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对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外贸易。” 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乾隆帝曾说:“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所以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甚严”,“从不许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清政府制订各种“防范夷人章程”,目的是要隔绝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任何交往。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无论船只的大小,来往日期,贸易货物及其数量种类,均规定甚严。 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1840年,英国侵略者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外商来华贸易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活动限于指定范围,进口货征收高税额,出口货限制品种和数量。它是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盲目的排斥外来东西,没有好好与外界沟通,选择了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最终导致自己的落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难以追上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联系,了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技术来不断的提高自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www.haoxyx.com防采集请勿采集本网。

西汉景帝时期,为解决日益强大的诸侯国问题,汉景帝决意削藩。这一决定直接激起了以吴国和楚国为首的七个国家发生叛乱,经过一番激战,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这场动乱给经济恢复不久的西汉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也是西汉建国以来最大的动乱。汉景帝刘启

一、制度留下的隐患

西汉的政治体制更像是秦朝与周朝的结合体,西汉实行群国并行制。在群县制里面夹杂着分封制。众所周知,分封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自东周开始,因为诸侯国间势力的坐大,周王室没有任何绝对的实力再去控制各个诸侯国,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战乱不止。可见分封制本身就存在于天然的缺陷,而西汉的分封制同周朝的分封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那就自然在西汉建立之时便留下了隐患。这种隐患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于地方诸侯国同中央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日积月累,终会有爆发的那一天。就像景帝时大臣所奏:”今削亦反,不削亦反,不如早削“。很明显这种分封带来的最终后果就是动乱。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分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政权的稳固,可另一方面必定会给政权带来倾覆性的后果。七国之乱局势图

二、结束动乱带来的新局面

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朝廷士气大涨。至此,汉景帝借机收回了各诸侯国的权利,并下令诸侯不再直接管理民众。经过动乱后的诸侯国再也没有实力与中央朝廷相抗衡,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是矛盾集中爆发带来的有利一面,矛盾的爆发可以缓和矛盾。但是分封制一日不消除,这种矛盾还是不能够被消除。景帝平叛

在吴楚七国动乱之后,中央朝廷虽然收归了很大一部分权力,但是诸侯国仍然存在,诸侯仍然管理着大面积的土地,诸侯的权威也并没有被削弱。看似矛盾的解除时,则只是缓和而已,当矛盾重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时,还是会其中爆发。汉景帝并没有彻底的解决诸侯同中央的矛盾,因为他没有看到矛盾的重点在于诸侯国的经济,军事政治势力。七国之乱

直至汉武帝时期,正式颁布推恩令,将诸侯国势力全部肢解。这一决策不仅收回了他们大面积的土地,更是将权力进行分散。中央的权力却没有变化,这样直接将大矛盾无限的缩小化,至此算真正解决了西汉初期制度带来的弊端。经过动乱后正式解决了矛盾也可以看作是动乱带来的新局,从此西汉王朝走向了一个新生的阶段。

三、从危局到新生带来的启示

从汉景帝削藩带来七国动乱,再到平定七国之乱收回诸侯大部分权利。到汉景帝的推恩令正式解决诸侯势力。这一系列经过完美的诠释了西汉王朝从危局走向新生的整个过程。里面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有很多,首先制度的建设十分的重要,制度的建设必须目光长远,不能拘泥于眼下形势,否则这种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能长远。其次解决制度自身的矛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往往砸毁一个旧世界,就会经历一个新过程的阵痛,在制度重建的整个过程必须得循序渐进接近现实。最后解决矛盾要抓主要矛盾,缓和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只要有他的存在,终究有爆发的一天。从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到收回诸侯部分权力就可以看出来汉景帝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好诸侯同中央之间的矛盾,否则就不会存在汉武帝推恩了。而汉武帝的推恩正是抓住了矛盾的痛点,彻底消灭了诸侯的这种同中央作对的根本能力,那么也就将矛盾尽可能的缩小化,直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正是汉武帝的过人之处汉武帝刘彻

一个错误的制度设计,留给了后世无限的麻烦。直到经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祖孙三代才彻底弥补这个制度的漏洞。弥补漏洞往往就要花出更多的精力,而是否能抓住这个矛盾的主要点却显得更为重要。否则看似得解决,实则只是缓和而已,只有找到矛盾的根本出处加之解决,才能使制度更加的贴近于现实,从而保证一个组织的长治久安。汉武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彻底解决了西汉制度内部最大的漏洞,西汉两百年稳定是在这里奠基的。请注意:本文为编辑制作专题提供的资讯,页面显示的时间仅为生成静态页面时间而非具体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2)20世纪初,以欧美国家6261696475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337373563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形成,世界已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经过一战,改变了列强的实力对比,英国世界霸权受到美国挑战。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新的国际政治体系,它建立在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的意志之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是从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的,动摇了一战之后国际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危局中,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寻求解困之道。 20世纪30年代,突破与维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这一时期外交舞台上的焦点,法西斯国家的兴起与结盟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挑起了二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协同作战,扭转战局,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结束后,昔日称雄世界的欧洲列强国力衰落,地位下降,雅尔塔体制构成新的国际格局。战后初期,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展开了东西方“冷战”。冷战时期的世界由两极逐渐向多极化演变,两大阵营的分化导致大国关系的重组,美苏争霸态势因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发生变化。经过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到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以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为标志,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 内容来自www.haoxyx.com请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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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aoxyx.com true http://getqq.haoxyx.com/g/3756/37562625.html report 30525 西汉景帝时期,为解决日益强大的诸侯国问题,汉景帝决意削藩。这一决定直接激起了以吴国和楚国为首的七个国家发生叛乱,经过一番激战,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这场动乱给经济恢复不久的西汉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也是西汉建国以来最大的动乱。汉景帝刘启一、制度留下的隐患西汉的政治体制更像是秦朝与周朝的结合体,西汉实行群国并行制。在群县制里面夹杂着分封制。众所周知,分封制存在着巨大的隐患。自东周开始,因为诸侯国间势力的坐大,周王室没有任何绝对的实力再去控制各个诸侯国,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战乱不止。可见分封制本身就存在于天然的缺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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